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。《明夷待访录》是他本人的哲学，包括若干篇论文，以“原君”与“原法”两篇为最精辟。

　　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，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，兼及于政治。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。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，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。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，成为一个大历史家。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，均私淑于黄宗羲。万与全均是鄞县人，章是绍兴人。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，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。

　　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，黄均坚辞。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，送进皇宫，以便拜读。黄也很有礼貌，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，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。

　　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，是昆山的顾炎武(亭林先生)。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，在南京陷清以后，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，其后也追随鲁王，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。鲁王失败，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，图谋复国，在山东、山西、陕西，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，可惜人心已不思明，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，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。

　　他留下给我们以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隐学五书》与《日知录》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；《音学五书》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；《日知录》是考据的杰作，

　　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，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。朱派、陆派均太注重言心、言性，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，不研究。因此，他想纠正风气，大声疾呼，要读书人研究经学，说“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，经学即理学也。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，而邪说以起。”又说，“今之君子…...置‘四海困穷’不言，而讲‘危微精一’，我弗敢知也。”

　　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，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，原因是文字之狱。不过，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。

　　他的治学方法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第一，他不说空话，每说必有根据，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。第二，他不抄袭别人的话；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，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，他也即刻删去。第三，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从善如流。因此之故，他成了清代“汉学”的开山之祖。

　　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，比黄宗羲还要高。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，但规模、系统均不如顾。就治学方法而言，黄比顾更逊一筹。

　　与顾、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，终身不事二姓的，还有很多。其中最有名的，除了前述的汤斌、耿介之师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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