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的事。

　　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。(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。)传说，朱筠之所以能看到《水乐大典》，还是纪昀指给他的。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“发现”了《永乐大典》。在此以前，一般人均以为《永乐大典》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。(其实，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，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。)

　　在朱筠建议抄辑《水乐大典》之中的佚书以前，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、巡抚与“学政”，收买或借抄“历代流传旧书”与“本朝士林宿望”的诗文专集，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。

　　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，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。献得最多的，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，有鲍士恭、范懋柱、汪启淑、马裕，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。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[yu]等人。乾隆很客气，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；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，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、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《图书集成》一部，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《佩文韵府》一部。

　　《四厍全书》的名称，是在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被“钦定”的。“四库全书馆”也是在这一年成立。一方面，有各省的督抚、学政竭力搜求遗籍；一方面，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《永乐大典》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。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，其中最著名的为《东观汉记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旧五代史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《诸蕃志》，等等。

　　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。可惜，乾隆摒除不了满、汉畛域的私见，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，一边又在销毁古书。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，甚至宋朝人谈到辽、金、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、夷夏之防的，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。能够留下一个书名，列在所谓“存目”之中，已是不幸之幸。

　　结果，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，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、七万九千零七十卷，被列于“存目”之中的，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、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。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
　　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，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，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，不准任何人收藏。

　　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，幸亏有圣旨、奏疏与咨文可稽，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。

　　顾炎武的诗集、文集，从《亭林遗书》之中被剜了出来，销毁。钱谦益替吴伟业(梅村)与王士祯(渔洋)的诗文作序，这两篇序也从吴、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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