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道：“除了统计粮食耕地之外，为了保证粮食产出，朕还希望内阁通过两项粮食政策。

　　一、内阁制定一个耕地保护政策，划定各县耕地红线，突破耕地红线的地区，要对当地的官员进行处罚；

　　二、把适合于种植粮食的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，要增加惩罚性税收。对各地有名的酒厂进行核定产量，颁发酒牌，禁止使用新粮酿酒，凡是突破核定产量的酒厂要进行处罚。

　　没有酒牌的酒厂，禁止使用主粮酿酒和出售，但是使用番薯、土豆、甘蔗或是水果等副食酿的酒，不在禁止之列。”

　　皇帝对于酿酒和种植经济作物的限制，顿时让不少南方官员开始议论纷纷。这些南方官员之中有不少就是大地主出身，南方种植桑、麻、棉等经济作物，远比种植水稻利润更高。

　　比如明初苏州、松江一带才是大明的产量区，但是随着这一地区的纺织业和手工业的兴起，桑园、棉田等已经取代了当初遍地稻田的景象。

　　而即便是不适合改成桑园、棉田的稻田，所收获的粮食也一般不是直接当做商品粮出售的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，南京、苏州、松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，已经养成了一种喜欢享受的市民文化。

　　代表这种市民文化的，一是戏曲、二是饮食。对于这一地区的城市平民来说，就是普通家庭也常常能够饮酒吃肉的。

　　淮扬、苏州的菜式，南京的酒水，已经成了江南地区的饮食代表。而南京的酒水出色的不是一二种，而是有着数百种。

　　南京秦淮河又是著名的风月之地，江南富豪每晚在此一掷千金，除了追逐艳妓之外，精美的饮食同样不可或缺。

　　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，南京的酿酒业就变得格外发达，南京大族以酿酒闻名的不在少数。他们凭借着这些酒水，赚取了远高于粮食贸易的利润，怎么甘心被皇帝一纸禁止令给封杀了。

　　不过出身北方的官员却很支持皇帝的这项提议，因为首先这可以打击南方官员的财力。此外，北方连年受灾，也让这些北方官员感受到了危机感。

　　大明是士绅治乡，一旦地方受灾，当地县官除了开仓放粮之外，就是要找本地士绅组织赈灾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只要是具备常人智商的士绅，都会同意县官的这个请求。毕竟灾民变成民变军或是盗匪，最先受到损失的，还是他们这些当地的士绅大户。

　　但是从万历皇帝末期开始，这北方的灾荒就开始连绵不绝，一副看不到尽头的样子。就算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当地士绅，也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。

　　而南方士绅地主，在这个时候还把大量的粮食拿来酿酒，的确是有些隔岸观火的样子。

　　以往北方官员不敢提出来，那是畏惧南方官员人多势众而已。但是当皇帝出面之后，这些北方官员顿时就团结到了崇祯的主张之下。

　　双方争持不下之际，刘宗周却站出来支持了皇帝的主张。他认为现在北方灾民遍地的时候，南方民众还沉迷于酒色之中，显然有失人的本心了。

　　刘宗周的出面支持，让崇祯有些意外，但是却一锤定音，彻底让北方官员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上风。于是会议就进入了下一项，关于工部成立水利部治水的议题中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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