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法固然成绩斐然。
特别是在财政上，完全扭转了大宋的财政赤字。
每年国库都有大量盈余。
赵煦的父皇，在大内建的那五十二个封桩库就是最好的证据。
然而，凡事有利就有憋。
新法也不是全部都是好的。
很多法令和政策，都是仓促推出来的，没有经过全面讨论和论证，匆匆忙忙的就上马了。
推行的过程里，也出现过很多简单粗暴的案例。
所以，很多反对者的意见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譬如青苗法在很多地方，就成为了一种摊派。
百姓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。
自然是怨声载道，怨气冲天！
保甲法在承平日久的江南地方，闹得鸡飞狗跳。
保马法在京西东路，搞得地方上大批大批百姓破产。
但这些其实都还好。
因为，只要汴京不动，地方上闹得再怎么沸沸扬扬。
只要朝廷有钱，只要国库充盈，问题都不大。
毕竟，各地的主客户们，只要还能吃饱饭。
他们就翻不了天！
可问题在于，市易法、均输法和免行法，直接冲击了整个汴京。
上上下下，没有人不受到冲击和波及。
这三部法令，是一个组合拳。
其中心思想就是：这些钱，你们把握不住，还是我来！
设想是不错，就是执行过程中难免走样。
特别是市易法、均输法，都和青苗法一样，从最初设想的解决问题，变成了制造问题。
很快有司官员们就不仅仅从大商贾、大贵族嘴里夺食。
还从中下层的小商贾、小作坊主嘴里抢食。
甚至，一些官员为了政绩，强行摊派。
百分之二十利息的贷款，商户们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的事情，发生过无数次。
而在汴京的各大场务里，商户们被强迫着租佃官府的商铺、库房，甚至被逼着去买官府的原料、货物的事情，也时有发生。
这谁受得了？
要知道，汴京可是一个市民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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