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明初，便已经渐开奏请和赏赐土地之例，只是数量不大且未成为定制。

　　宣德以后，由于靖难之役和高煦叛乱的经验教训，朝廷对宗室的防范政策越来越严，各藩护卫军和兵权相继被削夺，在政治上便基本上是“徒拥虚名坐靡厚禄”。

　　各亲王、郡王在政治上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作为，所以便转而向不择手段聚敛财富、扩置庄业的方向发展。

　　这一时期的朝廷也乐于给各王府优厚的禄赐，从而剥夺其政治上的权利，所以奏请之风渐盛，赏赐土地的数量亦逐渐加大。

　　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早封王府利用特权以奏讨、纳献、侵占等手段兼并大量土地。后封诸王便在产业上向早封王府看齐，力图于就藩前后赶上或超过早封王府。

　　成化年间就藩的德、崇、吉、徽诸王请乞并得到钦准的土地数额已达数千顷，各王府兼并土地的步伐大大加快。

　　至嘉靖朝的景恭王朱载圳(就是和裕王时期的隆庆争宠的那位)，以世宗的宠爱，利用之国之机，以奏讨手段获得四万顷土地及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。

　　不管当时的朝臣们如何反对抵制，嘉靖都没搭理，因此景王依然开了通过奏请大规模获得土地的先例。

　　眼下潞王乃是朱翊钧的唯一同母弟，朝野称之为“诸藩之首”，“诸藩观瞻”，论恩宠优渥，比景恭王朱载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　　高务实记得，在原历史上潞王可不是现在就藩的，他在万历十七年时才正式就藩，同时利用其特殊的地位，援景王之先例，奏请景王遗业。

　　朱翊钧对于潞王的奏请向来是有求必应的，这次当然也是如数准给，并令有关院、司、道、府从户部抄出原来景府庄田的数额转行各县，丈勘定界，议处应纳钱粮之数。

　　问题在于当初在景王之时，因奸民的混淆投献，徒张虚名，其名下产业之虚额己是甚大。时为黄陂知县的洪其道称：“先年景府奏讨，多有奸民投献，隐有民田在内。”

　　且从景藩国除至潞王之国，这中间已过去二十四年，原属景王的实数肯定只会减少，而不会增多。《明史》载：“已而景王之藩，病薨。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，楚人大悦。”

　　景府的虚额原为四万顷，又于其国除后被徐阶“奏夺数万顷还之民”，说明基本上全部——或者至少是绝大部分都还给了原来的业主，或田归佃种者纳课当差。

　　比如黄陂县，于景王薨后“田归民间”，历史上的万历九年，通过丈量土地之后，已经“悉入版籍”。说明原景藩的土地已入国家版册，田归民间纳税当差。

　　因此当潞王奏讨景王遗业之时，“院、司、道、府准户部抄出景府庄田等各项数目，转行本县丈勘定界。”而该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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