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影响，一定会闹起来。舅父想想大明有多少沿海省份，有多少州府，多少大户，咱们若是稍微煽风点火，一定闹出大乱子。到时候，陛下就知道，大明的朝局，离开了舅父，一点都玩不转。”

　　魏忠贤闻言，心情稍微好了一点，对外甥赞许的点了点头，“你说的不错，的确不必太着急，这事不容易办！”

　　韦宝的银子早就准备好了，交钱不是问题。

　　按道理，这是皇帝亲自定下来的事情，又是他自己提议的事情，但韦宝心里其实是没底的。

　　交钱很容易，关键是钱交出去，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。

　　韦宝一方面被推行海贸的事情牵扯了大部分精力，一方面又想见一见聪古伦格格，对聪古伦格格比较担心，遂吩咐林文彪想办法把聪古伦弄进京城。

　　韦宝已经贵为爵爷，一举一动受到关注，把聪古伦弄到京城来，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是韦宝相信天地会统计署能办好。

　　韦宝在皇帝亲自发了圣旨，让各地摊派军饷的当日，交了六百万两纹银给内帑。

　　这件事情，韦宝交六百万两纹银的事情，再次引爆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。

　　晚明党争之烈和宋末新旧党争是不相伯仲的，所谓“言愈长，争愈甚，官邪愈多，民害愈深，封疆愈危”。

　　历史悲剧，再度轮回。颇堪玩味的是，晚明党争的主场，并非在“朝”，而在“野”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明代党争的一大特征，在于政争各方，利用民间舆论或主导群众运动，开始占据从言论到行动上的主动态。

　　从万历朝开始，大量职官空缺，三代皇帝的的“罢工”导致政府高度“不作为”。

　　以万历三十年，1602年为例，南、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、侍郎10名；各地缺巡抚3名，布政使、按察使等官66名，缺知府25名。

　　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？按照正常编制，两京六部应有尚书12名，侍郎24名，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。

　　“缺官”的朝廷，万马齐喑，而意见领袖，潜伏民间。

　　这主要源于，晚明士人阶层的崛起，历史性地开创了“草野议政”的政党雏形。

　　而市民阶层的兴起，为士人阶层参政议政提供了助力，也直接开启了晚明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。

　　这两股力量的滋生、纠缠和结合，是晚明除了流民、建夷、阉党之外，一处需要被高亮的标签。

　　解释这个判断之前，必须先厘清三个概念：官绅、士人和市民。

　　“士人”与“官绅”是明代读书人的两面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绅是指现任或离职的官僚，士则是举人、监生、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有待入仕者。

　　而“市民”的出现，则相对复杂一些。

　　朱元璋的祖制限制了明朝的变革明朝建立，来源于一个无所依傍的独立武装力量，从未凭借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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