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张相公早就预见了海外的叛乱，并且上书提醒陛下，加以防范，只是因为某些人的阻挠和忽视，这份极富先见之明的奏疏，没有得到重视，结果等到发现问题之时，海外大乱，光是天竺，就有百万造反乱贼，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　　按理说密奏除了政事堂和六部重臣之外，连普通的官员也不能看到，真不知道这些报纸是怎么拿到的，堪称神通广大。

　　更令人讶异的是越来越多的报纸跟进，最初只是披露几个段落，后来则是长篇累牍，引用张方平的观点，还有许多学者文人，报纸主笔，跟进报道，撰写社评。

　　矛头所指，越来越清晰，那就是王宁安，还有政事堂！

　　而且这一轮的操作有着明确的步骤，非常巧妙，层层递进……比如张方平批评对海外过于严厉，搜刮过度，激起民变。

　　当天竺等地叛乱扩大的时候，报纸就一致称赞张方平有先见之明，是真知灼见，高屋建瓴。

　　随着叛乱加深，贸易受到影响，累及民生，他们又跟进报道，拿出张方平的某些观点，说政事堂盘剥无度，以霸道和权术驾驭藩国，不行仁政，害人害己，生民无辜，宰执误国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在这些人的盛赞之下，张方平成了料事如神的诸葛亮。

　　而站在张相公对面的政事堂，就成了蛮横无能之辈。

　　自然而然，就有一股强烈的呼声，认为张相公老诚谋国，应当重归政事堂，只有张相公才能拯救危局。

　　恰巧，这段时间，张方平也到了开封，几个书院请他过去讲学，开封的士绅，致仕的官员，还有许许多多人，全都去拜会张方平，老相公有什么意见，立刻就会见诸报端，变成抨击政事堂的工具。

　　在众人的簇拥和报纸盛赞之下，一生谨慎的张相公也变得飘飘然了，他对朝局提出的批评越来越尖锐。

　　其中他咒骂最多的就是信用币制，他认为朝廷上下，不无小人和居心叵测之徒，没有了金银约束，肆无忌惮，发行新钞，只会酿成巨患，如今粮价暴涨，物价奇高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都跟新钞发行有关。

　　唯有废除新钞，重回金银本位，物价必然下降，和海外的贸易也会正常起来，大宋的困局才能迎刃而解。

　　张方平的意见，被许多人当成了金科玉律，到处传扬，许多学堂书院，各地的年轻人，都奉为圭臬，动不动就能听到张相公如何如何看，朝廷的作法大错特错……章惇是忧心忡忡，“师父，张方平的这套说辞，根本是颠倒黑白，胡说八道，遗祸无穷，弟子以为，应当立刻把老东西抓起来，把他身边的人的，包括那些替他摇旗呐喊的，都给抓起来，不杀几个，就封不住他们的嘴！”

　　吕惠卿也道：“虽然他们说两句，不会怎么样，但是民心浮动，老百姓不信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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