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勒在逐刘演、杀王浚后，即下令各州郡阅实人户，收取租赋，理论上每户出绢二匹、缴租二斛，比晋赋、汉赋都要轻，百姓乃稍稍安堵。相比之下，无论洛阳、长安还是建业，都还依照旧税率，户出绢三匹、绵三斤，缴租四斛——裴该依从游遐的建议，倒是在秦州暂时降低税率，只征其半。

　　西晋之时，国家土地、户口近乎半数，都捏在世家豪门手中，虽经丧乱，原本很多豪门破家，田土、人口都被析出了，但自从洛阳规复后，南渡世家乃陆续返回，手执田契，复其旧产。所以关中地区还好，裴该不准流民返乡，全都逼为屯户，且假租借之名，从很多家族手中征收了多余的土地；洛阳政权辖下，则难免复归旧貌，朝廷所得租税，仍旧半减。

　　石勒虽然也着力拉拢幽、冀的豪门，终究比司马邺等人板得起脸来，该打压的还是要打压，就此河北大户萎缩，中产多破，反倒使得很多土地、人口直接落到襄国政权手中，则虽然税率较低，赋税总额却逐渐逼近了西晋初期。

　　裴该在关西，通过军屯和民屯等手段，收获不比石勒为少，但若比开销，则几乎是石赵的两倍。

　　一则裴该把很多经费投入到了生产领域，比方说修路、造桥、开渠、挖矿，等等，乃至于资助商贾，给予一定数量的低息贷款，以期生产力不但得以恢复，且能有一定程度提升；且将来放屯民为编户的时候，农民也不至于快速贫穷下去，被迫再度丧失土地，被迫要依附于豪门大户。二则大司马三军的日常供应，甲于天下，仅军队日常开支就几乎占到赋税总额的将近三成。

　　对于前一点，石勒是根本不上心的，在他想来，我只要轻徭薄赋，使民以时，自然生产力可以恢复——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想法。至于农田水利工程，那是地方官的事儿，有闲钱、有良心就搞一搞，没闲钱或没良心就不搞，你只要到时候征上的税赋数额能够让我满意，且百姓也无太大怨言，不起叛乱，那就足够啦。

　　而对于后一点，赵军中也只有将领部曲，和其他少数精锐，其日常供奉才可能比拟裴军正兵。按照这年月的习惯，普通大头兵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本是很正常的事情，除非战时，谁肯让士卒饱餐啊，那得浪费多少粮食？而即便战时，粮饷也能够通过抢掠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嘛。

　　反正你扛枪当兵，再怎么饥疲，总不至于饿死，比回去当农民要稳妥得多了。再者说了，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”，若在战场上立了功，自然能够从缴获中得到奖赏，当农民就不大可能有这般暴富的机会了。

　　所以石赵三州半之地，除了各城戍卒外，直接可以拉出来的机动兵力已然超过十万，几乎是裴该的两倍。而即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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