式软包装、瓶装、听装的酱菜，就使劲地出来了。豆皮大楼，那进的是黄豆，出来的，都是一级的酱豆干、豆腐乳、千层豆腐、豆奶和你们山西叫豆腐筋，咱这叫的腐竹。尤其是那‘豆皮饭包’，城里人中午吃的，都是咱村里生产的，那是咱的独一份儿。这些个产值，都算副食品加工厂的，所以副食加工效益就见着大了。真正那种菜该种多少，市场多大，就在那儿现成地摆着，使啥法子安排种植规模、品种，怎么作就能算是合理的，咱现在是教授头和几个教授爷儿们，使着计算机在那儿算计着，那叫作个‘宏观管理’。那一大套的，要是让我来，那真是这辈子不敢想，咱真是学不来的。要想接班，就指望着咱孙子东东了”。

　　“看你给说的，咱小儿子，和那没过门的小儿媳妇，教授读成了，还不给接上了？”菊子说，

　　“我早就告诉你了嘛，咱这小儿子，你舍得也好，不舍得也好，就准备着注定是要支援出去的了。怎么整天让你先做好个思想准备，总也是准备不好。人活一世，也不能只是想着自己，只进不出。咱要不是教授头领着教授们支援咱们，那有你现在的千万富婆，是不是”。

　　宪平老头倒是满脑子“大局”、“国际主义精神”。

　　“就你娘家姐夫那老儿子，三十好几了，这次，派上了支援骨干的任务，那不是让封闭集训了。到时，打个被包卷就走，上山西当副县长，那叫星火燎原知道不”。

　　一夜，宪平老头屁股沾上沙发就没挪窝，就着孩子们的问这问那，一路吹着就到了9点。

　　菊子也是手上没闲着，嘴上不时地插着话头，让孩子们轮着，把个新买的、家带的衣服，都拿下楼来，开着电脑、连着缝纫机，打到刺绣档，输入孩子们的名字，前头加了个“菊”字，找了衣角、裤脚，从里边都给绣上了各自名姓。待到老头问起为什么就非加个她的“菊”字，满有道理地说，全村就她一个名字带着“菊”字的，绣上了，到时洗衣房里，包管说啥也认得是咱家孩子的衣服，保个混不了。

　　孩子们好静的陪着，坐着看着电视，有那好玩的几个小子，使个遥控车，东厢房开了又奔西厢房去，在厅堂里，这儿穿过来，那儿穿过去。小荣荣就粘着她大娘坐着，看着大娘使着缝纫机绣字，有那嘴馋的，冰淇淋吃够了，一色的热带水果，挨着个地尝了个遍。临了，菊子非让孩子们都吃下一大碗冰糖释的花生汤，赶着上楼睡了。

　　五院长柯荣光，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、心理学系双学士，他在《江西酸性红壤改造》项目上支的两着，没多久，就让证明是高着了。

　　他头里老早就揣着的一着，是在实施地点的确定原则上，他支的那着，“地点选定，应为宗族势力强、姓氏集中的”，事实证明，在这接近赤贫地穷乡僻壤，最有行政管辖效率的组织，你也别管是那朝那代，一向的，就是那由最原始的血亲关系所建筑的宗族。

　　前张村的选定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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