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候，完全听不懂当地人方言，就连夹杂着上海话腔调的普通话都够他喝一壶的，有时候听得多了，觉得晕晕乎乎，四下鸟语花香的。

　　这好像更加重了他的孤独，谢一第二天就买了一沓稿纸，他怕这么下去，自己会在这样的茫然无措中疯狂，只能把那些不能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写在纸上，然后小心地放在搪瓷的小盆子里点着，看着那些言语烧成灰烬，就像是邮递给了妈妈一样，顺便借着那一点点的火光温暖一下自己的手。

　　至于工作，其实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好找，他年轻肯吃苦不嫌钱少，比起外来打工的人员，学历又高，很多地方愿意要他。

　　谢一打四份工，周末不休息，把人扔了不要的报纸杂志捡起来，关注上面哪怕十几块钱的征稿信息，一分钱都掰开了花，除了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稿纸钱，他连个电话也没打过——当然，也没什么人好联系的。

　　有一个干活的工地管一顿早饭，可以随便吃，谢一就基本上只靠那工地上的咸菜稀粥和馒头度日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到自己再也吃不进去为之，撑一天，有时候实在撑不过一天，住处的小抽屉里面随时备着一点最便宜的挂面，捡着菜场的剩菜，就着一点盐巴，拿清水煮了晚上回去吃。

　　一年，谢一给自己下了死命令，一年中一定要把学费和生活费赚出来，他的休学手续只有一年的时间。

　　生活捉弄了他十八年，他一直逆来顺受，懦弱地认输，是该到扳回一局的时候了。

　　他咬着牙，尽量让自己活得有尊严。

　　这么一晃，一个秋天，一个冬天就到了头，年关将近，很多打工的人都回家了，谢一的室友一早就从黄牛那买好了火车票，这时候短期工格外地好找，谢一于是也格外繁忙了起来。

　　春节是给有家的人过的，他想，自己这样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，辛苦就辛苦一点。

　　存折上的存款现在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，那上面的数字已经快超额完成任务了，谢一总觉得不放心，分别存了好几个银行，也算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钱多了不在乎什么，可是没钱的时候，一分一毛，也重得能把人压死。

　　三十晚上，老板早早地放他回去了，谢一走在路上，犹豫了一会，还是从一个书报亭买了张电话卡，找到一个公用电话，拨出了一个熟悉的号码。

　　电话才响了两声，对方好像就迫不及待地接起来，谢一“喂”的话音还没落，那边贾桂芳急切地打断他，一迭声问：“小一是不是？小一是你吗？喂，小一？小一你和干妈说句话啊你！”话到最后，已经听出了哽咽的声音。

　　半年以来所有的委屈，所有都在忍耐范围内的苦，突然在这嘶哑的女声冲到耳膜的时候决了堤，谢一的眼圈有点酸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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