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是哪一个时代,哪怕是上古石器时代,对居于高位的人来说,往往不会为具体的哪一件事情而感到棘手。
在他们的日常处理政务中,让他们为难的,往往是对未知事物发展的决策的对与错,让他们头疼的也就是,一个决策被他们拍板以后,在未来执行的日子里,通过实践后,证明他们的决策到底对不对,也是证明他们到底适不适合做为一个高官的唯一标准。
无论是皇帝陛下还是太子殿下,或者是中书、门下的长官、六部、九寺的负责人,往往都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跟压力,每一项决策的作出,也代表着实践会来给他们一个答案。
如果决策对上几次,那么这个官员就是值得朝廷大力培养的,仕途也就宽广了很多。
但如果每每做的决策,都是与事物发展的方向相反,被事物的发展把脸打的啪啪响,那么这个人的仕途也就到头了。
这也是为何包括初唐四杰在内,甚至往后的真李白、杜甫等诗坛大家,在文化上的造诣让其他人难望其项背,但在为官一道上,却没有做出令人信服政绩的原因。
而李弘能够在大唐一直顺风顺水,则就是抓住了他九转十世这个大腿,对于大事件的了如指掌,才是让他身处东宫太子之位能够游刃有余的原因。
就像是两个人同时考试,人家真的是靠实力考试,而他却是在相同的规则场合下,用的是开卷考试。
如此一来,就算是想要被人超过都很难,而且他人还没办法抓住他作弊的把柄,就算是他告诉别人他作弊,估计别人也不会信。
所以,在他拍板定了平定西南姚州的决策后,兵部等人也只能是听之任之,无法反驳。
毕竟,太子殿下无论是掌管户部、还是任安西大都护、或者是京兆府尹,在其位上做的每一个决策,事后都证明了太子殿下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。
但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通过这种作弊来完成的,为人处事、接人待物等等,就需要靠你自身的人格魅力了,这也是为何李弘自从当了太子后,就一直与高官勋贵、豪门世家做对,到了现在,甚至与皇亲国戚都没有一家熟络的原因。
情商的高下对于一个执政者来讲,甚至在有些时候比其能力还要重要,所以,李弘在处置黎阳仓一事儿,便采取了所谓的鸵鸟政策,不再把自己放在了争端的最前头,开始在整个朝堂之上学着掌控他人,真正的玩起了政治谋略。
中书起旨、门下发旨,尚书省开始具体实施,令狐智周在三天后便走马上任,领着令狐家的部曲便开始前往益州集结兵力。
如今大唐对于豪门世家的部曲控制极为严格,部曲做为豪门世家的私人武装,与家臣相比较而言,除了地位更加低下、形同奴隶外,其他并无差别。
清闲了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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