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保险。”
何心隐听到很认真，他听完了之后问道：
“你们的官府，不，你们的国王和领主，是如何监管保险的？”
“监管？”
阿方索船长摇头说道：“这些都是私人的商业行为，没有监管，国王和领主又不从中征税，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。”
何心隐也明白，这是东西方在观念上的巨大区别。
葡萄牙，意大利这种松散的城邦国家，国王和领主就是收税的，对于领地的具体事务很少管理，很多纠纷都要通过教会或者地方士绅来调解和处理。
而在中华大地这个长期大一统的国家，百姓则习惯什么事情都寻求官府的帮助。
就比如这次袁文才跑路的案子，如果是在威尼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除了上法庭状告之外，受损失的船主也只能认下苦果。
而东南的商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则会找到到官府衙门，请求官府给他们做主。
何心隐并不觉得东西方的区别有什么高低之分，只能说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区别，造成的义务区别。
或者说如今西方这一套东西，在这片大陆上也曾经出现过。
比如汉初黄老治国思想下，吕后到文景时代的轻徭薄赋政策，也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。
可是无为而治，并不代表就能保护普通百姓的利益。
文景时期虽然国家得到休养生息，但是也让豪强大族开始扩张。
这也很容易理解，在更缺乏管制的社会中，自然是强大的个体会积累更多的优势，劣势的个体则会被欺压。
大官府自然也不全是好处。
无限权力的大官府，自然也要承担无限的义务。
可是要享受权力容易，想要承担义务难。
权力和义务对等，这也是何心隐在立法的时候秉持的基本原则。
看来西方的经验不管用了，金融和保险的问题，何心隐没有任何参考的经验。
大都督提出的保险准备金的问题，确实是财政上解决保险暴雷问题的方案。
可是需要一个监管保险行业的部门，就需要更多的人员和更多的经费。
如何制约这些官吏的权力，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。
而何心隐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些人员和经费到底应该谁来承担？
普通百姓和保险八竿子打不到关系，官府收上来的赋税却要供养这些部门的人员。
而且凡是涉及到保险这种和钱有关的行业，必然是非常专业和复杂的，这对于官吏的要求也是极高的。
也许别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，但是何心隐更关心的还是权力和义务的问题。
普通百姓上交的赋税，全要给这些玩保险的人擦屁股？
何心隐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阿方索突然说道：
“何大人，我这次来也有一件事想要请求您。”
何心隐抬起头，阿方索说道：
“我们这些做沿海生意的船主，经常要雇佣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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